百年前预见到极权主义兴起的大文豪

俄国19世纪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笔下的人物中不乏那些用自己的理念和信仰为杀戮作辩解的人。 政治哲学家格雷（John Gray）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位作家去世百余年而其作品始终不过时，无论是在极权主义国家兴起的20世纪，还是更靠近现在的“反恐战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思想理念以何等强大的力量改变人类生活，不是凭空想象；他有着切身体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20来岁时在圣彼得堡加入了一个沉醉于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激进文人圈子。被警方密探告发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伴们被逮捕，数月后以传播颠覆性思想罪名被判枪决死刑，后减刑为流放到西伯利亚作苦力。

不过，沙皇决定臣民生死的权威必须得到体现，因此这些被减刑的死囚流放前要经历一次假枪决。一切都像演戏一样，经过精心策划和安排，但囚犯本人不知情。 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人被押到一个兵营的操练场，那里已经布置成临时刑场，宣读囚犯的罪状和判决书后，东正教神父让每个人忏悔一番。然后准备行刑。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响起一阵鼓声，行刑队枪口向下，囚犯们被戴上镣铐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的惩处是当4年苦力，然后充军。1859年，新的沙皇昭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流放；一年后，他回到圣彼得堡文坛。 这是他人生和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年后，他说，记忆中再没有任何时候比那一天更幸福了。他仍坚信俄国社会需要剧烈变革，封建农奴制极不道德，而且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唾弃有土地庄园的贵族。 但是，假枪决经历使他得以从新的角度看待时间和历史。自从那个他记忆所及“最幸福的一天”起，他意识到人生不是一个从落后的过去奔向更好的未来那样一种运动过程；这是他曾经与激进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同伴们共同拥有的信念，现在破灭了。之后，他对曾经吸引他的那些渐进意识形态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他从西伯利亚回到圣彼得堡后，对当时城里新一代俄国知识分子里流行的思潮十分不屑。欧洲各派理论和哲学观点，包括法国的物质主义、德国的人文主义和英国的功利主义，在俄国交融汇合成俄罗斯特色鲜明的混合物，后来被称作“虚无主义”。 1860年代俄国特色的虚无主义不是指寻常理解的“什么都不信”；俄国19世纪后半叶虚无主义者笃信科学，志在摧毁过去引导人类活动的宗教和道德传统，让旧世界让位于更新、更好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世界上不少人也有类似的观念。 魔鬼附体 小说《群魔》（Demon）可以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俄国虚无主义的批判。1872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曾引起很大争议。毫无疑问，他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他那个时代的流行观点是有害的。 同时，小说讲述的故事又是个黑色喜剧，故事里那些好高骛远、对现实中的革命什么样一无所知却热烈地空谈革命的知识分子显得荒诞、滑稽。 小说的情节基本上按照写作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推进。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从神学教师变成一名恐怖主义分子，一名学生被谋杀，他被捕并被控同谋。涅恰耶夫制作了一份小册子，宣扬为了革命事业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勒索和暗杀。遇害的学生在生前曾质疑他的政策，所以必须被消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为一种自由理念而抛弃道德，将变成一种前无古人的、更极端的暴政。《群魔》中的一个人物承认，他陷入了自己的数据迷宫，得出的结论与最初的观点截然相反；出发点是无限的自由，结论却是无限的专制独裁。 如果看作是对近50年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的描述，《群魔》的描写几乎很难超越。虽然列宁对涅恰耶夫过于依赖个人的恐怖行动有所批评，但却敬佩后者随时可以为了革命而做出任何犯罪行动。然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的那样，通过不人道的方式得到一种新的自由，结果产生了一种比沙皇主义的残忍更宽泛、深远的压迫。 人类通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蕴涵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俄国疆界。《群魔》的早期英译本书名译成 The Possessed （恶魔附体），那是对俄语词的误读，翻成“群魔”更贴近原意。但“恶魔附体”或许更接近作者的意图。尽管书中有些章节对这些革命者的描述毫不留情，但这些人本身不是恶魔；奴役了革命者的思想观念才是恶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虚无主义的致命弱点是无神论。但是，即便不同意他这个观点，也不必赞同他的政治观，都可以看到，他对思想观念具有的魔法般力量的描述紧扣了一种真正的人类通病。 他诊断这种病的症状是，人类倾向于认为思想观念比现实存在的人更真实。他自己有时也有这种症状。如果想象我们自己并没有陷入这种臆想式的思维，那就错了。近十多年来，西方在中东打仗往往被抨击为纯粹为攫取自然资源而发动战争，但我相信这并非全部。要解释西方的不断干预和反复失败，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一种道德幻想。 我们想象，诸如“民主”、“人权”和“自由”之类的理念有它们自己的威力，任何人接触到它们，生活就会被改变。我们发动了政权更替攻势，旨在通过推翻暴政来实现这些理念。但以这种方式输出革命会造成国家破裂的后果，就像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的那样，导致内战、无政府状态和新型的暴政。 其结果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自己所处的境地。现在驱动西方政策的是恐惧，恐惧的对象是以前西方干预造成的混乱中产生的力量和思想。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恐惧并非毫无根据。随着那些曾经到那些地方作战的西方人回国，那些冲突向我们反扑的危险真实存在。 我们愿意认为自由社会对思想的危险魔力有免疫力。但是，认为我们没有自己的魔鬼，那只是幻觉。在自由这个宏伟概念的魔咒下，我们试图改变其他国家的体制，而我们对那些国家甚至还没开始理解。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满脑子幻觉的革命者，我们也把抽象概念变成了偶像，然后为侍候这些偶像牺牲他人、牺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