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苏联农民的抗争及其命运--理论--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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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时期为什么会爆发农民群体性事件 1918年，在新生苏维埃政权建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爆发了农民暴动。俄罗斯解密档案披露，1921年5月受命前往坦波夫省平定农民暴动的图哈切夫斯基于1921年7月16日写给列宁的一份有关坦波夫省农民暴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暴动的原因与整个俄罗斯联邦的情况是一样的，是对余粮收集制不满和地方粮食机关不讲究方法、粗暴推行余粮收集制。”图哈切夫斯基这里所说的“余粮收集制”，是苏俄政权在1917―1921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推行的一项政策，这个词的确切译法应该是“粮食摊派制”，而不是“余粮收集制”。事实上，苏俄政府派到农村去的一支支征粮队在收集所谓农民的余粮过程中，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征集几乎是农民手中的全部粮食，包括农民们活命用的口粮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粮在内，这自然激起了农民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爆了农民暴动的发生。 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始于1918年初。为了从农民手中强行将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征粮队”挺进坦波夫省境内，但是农民游击队同苏俄政府派出的武装征粮队展开了武装冲突。1920年农民暴动已经几乎席卷了坦波夫全省，但是各支农民暴动队伍还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还停留在各自为战的层次上。1920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小股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除了农民游击队之外，还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并且出版了起义者的报刊。暴动农民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大炮，1920年末至1921年初是坦波夫省暴动农民鼎盛时期，暴动者人数达到了30多个团。 1920年底至1921年春，苏俄很多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先后爆发农民暴动。农民暴动的高潮发生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农民暴动波及了全国至少13个省份。 苏俄政府如何平息农民暴动 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献证明：苏俄政府在平定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动用了化学武器。1921年8月23日，驻坦波夫省苏俄政府军炮兵司令接到的下属的一个炮兵旅旅长从因扎斯诺村发来的报告就证明了这一点：“1921年8月22日我部在同匪徒的战斗中共消耗了160枚榴霰弹、75枚爆破弹以及85枚毒气弹。”此类档案文献表明：苏俄政府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动用毒气，由此可见暴动的农民与苏俄政府军之间的鏖战是何等的残酷，农民的抗争又是多么的不屈和激昂！ 一次次农民暴动不能不引起包括列宁在内的苏俄领导人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以及对待农民政策的深思。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废止农民们怨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从俄国小农占优势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 苏联时期的农民政策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24年列宁去世，新经济政策逐渐被废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又得以恢复。特别是斯大林认定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之上，因此必须摒弃列宁生前所倡导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必须将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要加速工业化，就亟需大量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从广大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中“挤”出来。可是农民们又不愿意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意愿交出粮食，于是将农民们赶进集体农庄便是一条捷径。而集体农庄在用强制手段确保高效收缴粮食的同时，却扼杀、遏止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既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内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主人，这从根本上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本来，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入侵之前，苏联农村的这种危机就已经充分彰显出来了，农民们破坏生产工具、大肆盗窃集体农庄财产，任凭粮食霉烂在地里也不去及时收割入仓，大幅度地削减播种面积，甚至爆发农民暴动。如此种种都是农村危机的表现形式。二战结束之后本来是苏联政府调整自己农村和农民政策的一个极好契机，可是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却认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和考验的苏联的战前各项政策是“正确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否则苏联又怎能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人们期盼的变革就无从谈起，农民们的状况和命运依旧。 完善的国家机器、高效的反应机制、严酷的惩罚措施是二战结束后苏联难以酿成大规模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战争结束之后的阿穆尔州马尔斯基区阿诺索沃村出现的多起反苏标语和反苏传单事件，还是集体农庄农民暴力袭击城里派来的征粮队事件，抑或大规模的农民越境事件，其实质都是苏联的农村政策和农民政策不得人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当人们的这种情绪淤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认同度就会一降再降，直至这种模式最终寿终正寝。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以来一系列政策严重失误却又长期得不到及时调整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