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的落伍者

近代史无法绕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永远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的事件。19世纪后期欧洲的普遍繁荣成为泡影，由帝国支配的时代走向终结，民族主义迎来了巅峰和随后的衰落。革命、帝国、大众政治……在短暂的1920年代，所有试图让世界恢复到一战前的“美好年代”的努力不仅全部失败，其惨痛的经济后果还导致了大萧条和对一代人来说影响更加深远、后果也更加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由此成为了历史学中堪称“关键事件”的话题。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其后果：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无法进一步瓜分世界市场，从而使得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帝国主义”间不得不彼此倾轧，还是危险的、忽视潜在政治后果的同盟条约体系导致了威慑的升级？是各国积极活跃的市民社会和大众政治导致外交走向脱离了传统外交精英的掌控，还是七月危机期间外交官们的阴差阳错导致了悲剧的诞生？是陷入分裂边缘的英国自由党左派与自由帝国主义派内斗酿造了英国含糊不清的承诺，还是奥匈帝国皇储死后失调的政治格局带来了灾难性的战争决策？决策者们是利用战争来缓解国内政治带来的强大压力，还是希望真心促进和平，却最终满盘皆输？   不同的研究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答，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的著作《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却采取了相对少见的视角。传统的一战研究往往要么关注德国霸权，要么关注英德博弈；或者，他们更注重从整个西欧的外交体系视角来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和其影响。利芬教授则将分析的中心放了在俄罗斯帝国，以及以俄罗斯帝国为代表的，在彼时既不属于殖民地，又不属于欧洲最发达的西欧核心地区的“第二世界”。有一种评论至少是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东欧将西欧拖入了战争。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两个苍老的帝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激烈矛盾最终将整个世界拖入战火之中。显然，奥匈帝国是那种典型的“衰老中的帝国”，这正印证了保罗·肯尼迪衰老帝国比崛起帝国更加危险的判断。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俄罗斯帝国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面临了不亚于奥匈帝国的困境：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仁慈但无能的沙皇，一次失败的战略行动——日俄战争，再加上几乎摧毁了俄罗斯帝国的革命形势……作为一个君主国，一个帝国，一个面对严重安全困境的国家，以俄罗斯帝国的视角探究一战的爆发，和这个帝国最终走向毁灭的道路，无疑既能带来新的视角，又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毁灭、策略与野心   正如作者所言，19世纪末期是一个帝国的时代。这里的帝国不能用中世纪标准的“帝国”加以理解，在中世纪，帝国意味着庞杂而复杂的行政体系、错乱的管辖权关系和相当的“帝国普世性”：帝国捍卫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或一种语言，而是包容的皇帝与其庞大臣民间的复杂关系。但到了世界上的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强国瓜分殆尽的时候，帝国本身就意味着力量、扩张和荣耀。   汉娜·阿伦特曾经专门探讨过这种帝国主义思想的来源。相比于经济收益，帝国主义的首要来源是一种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动力。虽然在19世纪有无数评论者将帝国的领土扩张、殖民地和国家的经济命脉联系起来，但对经济数据的详细考究足以证明这种评论往往过分夸大，甚至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欧洲国家之间的彼此贸易占据了超过八成的比重，只有不到两成的贸易收入来自与殖民地的贸易。除了少数特定案例，几乎所有殖民地扩张行动在财政上都意味着得不偿失，而英国的殖民地扩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为了保护英国到印度的利益。令人震惊的是，至少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中，英国在印度实施接近自由贸易的政策。   无论如何夸大殖民扩张的重要性，都很难为帝国主义寻找到理性的经济动机。文化心理上的动机可能更为重要，19世纪是所有人见证者庞大的殖民帝国崛起的时代，在殖民和帝国的扩张过程中被抛弃，几乎就意味着国家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在势力上落后，并最重有被扼杀和粉碎的风险。对殖民地的重视与其说是一种当期的价格计算，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恐惧：人们担心在本来荒芜的殖民地土地上发现至关重要的资源，而此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寻求这些新资源的机会。   这种成为文化现象的帝国主义心态又进一步和种族主义优越感结合起来。许多大国的政治家相信他们的种族因为文明、开放和实现了更加先进的政府形态而负有对落后种族“文明开化”的使命，这种观念导致不仅仅是右翼民族主义者，而往往连保守自由主义者都受到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英国自由党中实力强大的“自由帝国主义”派系就产生了一战前的首相阿斯奎斯和外长爱德华·格雷爵士。   一旦帝国主义倾向成为一种潮流，对实力、威望和势力范围的关注就至少在公共舆论的意义上直接和政府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无法捍卫自己作为强势帝国的地位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衰落、分裂甚至崩溃。尤其值得考虑的是，在整个19世纪和帝国主义一同作为潮流崛起的民族主义。虽然很多人将民族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驱动力，但二者的逻辑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民族主义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由主体民族统治的国家，而尽可能减少国家中非主体民族的成分。但帝国永远是扩张性的，并不可避免地要治理大量语言、信仰、文化和生活习惯大不相同的族群。当帝国处在不断的上升期时，民族主义并不会成为严峻的困难，帝国的自信和骄傲可以让他们收买顺服的族群，而征服不顺服者。   然而帝国会面对衰落的挑战。越是庞大的帝国，在衰落时就越容易受到多米诺骨牌一般的打击。先是最外围的族群开始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并寻求分离，随后不那么忠诚的次外围族群也开始跟进。不同的族群开始要求自己的自治权利，开始对整个帝国的中枢政权指手画脚，并不可避免地损害帝国中央的权威。在民族主义的力量常常被所谓的“时代风潮”夸大的时候，这基本上意味着帝国将被迫屈服于压力，而走向联邦化——后者在当时被视为很可能意味着帝国的终结。   更致命的是当帝国的一致性受到外部其他帝国干扰的时候。英国，作为一个在文明程度上傲视全球的国家，却在南非掀起了残酷的布尔战争。后世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等政策，就首先出现在布尔战争英国人的残酷镇压里。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南非的好望角防线已不是至关重要。但对布尔人的退让将可能导致爱尔兰自治运动也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帝国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后退都被视为一种必须以任何代价避免的总崩溃的前兆。更致命的是，德国支持布尔人的努力，那大英帝国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不惜代价的镇压事态。   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帝国心态正是导致巴尔干成为一战导火索的重要原因。奥斯曼是一个已经衰弱并进而将要被瓜分的帝国，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奥斯曼在巴尔干吐出的遗产，对于不能轻易在地球的其他大洲制造殖民地的“帝国”而言，就是不得不加以瓜分和分割的势力范围，并在这些帝国的视角中被视为一种对殖民地的关系。对奥匈帝国来说，塞尔维亚将成为境内斯拉夫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对塞尔威亚的任何让步和失去控制都会导致奥匈帝国本身作为一个帝国的存在受到威胁，更不要说1867年的二元妥协后，奥匈帝国就始终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越是事关生死，就越不可能退让。   俄罗斯帝国的情况并没有好上多少。面对一个稳定的西部边界，俄罗斯如果要伸张其帝国野心，就只有向东征服远东和亚洲，抑或向西将自己在文化和族群意义上作为斯拉夫人的保护者两种道路。虽然塞尔维亚和其他巴尔干斯拉夫国家的存亡或许对俄罗斯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可帝国心态会使得在巴尔干问题上的退让是不可接受的。与奥匈帝国一样，乌克兰的“小俄罗斯主义”甚至乌克兰民族主义对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的存亡有攸关的威胁，如果失去乌克兰，俄罗斯就无法继续作为一个帝国存在。但是，奥匈帝国在其加利西亚地区鼓励四百万乌克兰人成为动摇乌克兰对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中枢，这就让两个帝国互相掌握了对方的软肋——在帝国时代，这意味着，双方要么通力合作，要么就共同走向毁灭之路。   宫廷内外的外交家们   遗憾的是，奥俄之间的妥协难以达成。这种困难可以部分地归结于历史因素：在梅特涅一手构建的三皇同盟体制下，俄罗斯帝国忠实地承担了其维护欧洲君主制和保守主义的义务，在1848年奥地利帝国濒临崩溃的时候拯救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但当俄国于1853年在克里米亚面对困局，希望能够得到来自维也纳的友谊时，维也纳的回应实属“背后一刀”，他们派兵进入了多瑙河下游两公国。从此之后，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的关系再也没能真正修复。   然而，这只能说是严重损毁两国的历史友谊和互信，却不能构成奥地利和俄罗斯彻底关系崩溃的理由。事实上，就在俄国阻止奥地利站在法国一边对德国复仇，从而最终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后，“三皇同盟”体制很快成为了东欧的新稳定器。这一体制本质上是对梅特涅1815年设计的东欧体制的重演：三个保守的大君主国互相合作，从而对抗任何可能威胁君主国安定的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左翼运动威胁。一个更侧重意识形态和宫廷层面合作的联盟，可以避免君主国之间的内耗，从而让东欧稳定下来。   这种体制在19世纪初期是可以稳定维持的。君主们怀有对保守主义的共同热情，更重要的是彼时各国的内政并不会成为外交的牵制。那个时代的外交只是“我，你的君主与我的君主”之间的关系，但时代不可避免地进步意味着国家不再是君主的私产，外交也不再可能仅仅对宫廷负责。在俄罗斯帝国的外交决策中，因此出现了所谓“宫廷派”和“国家派”的斗争。   可能相对反直觉的一点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更加强硬，对奥匈帝国和德国更加不满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被认为和强硬划等号的保守派系，而恰恰是相对自由化的派系。罗曼诺夫王朝长期以来相当“西欧化”，圣彼得堡作为俄国面向西方的窗口，其实和国内的政局相距甚远。在19世纪崛起的贵族、地主和商业阶层实际上缺乏罗曼诺夫皇朝与西欧存在的这种特殊纽带，而罗曼诺夫王朝的君主们反而需要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俄罗斯性”。因为罗曼诺夫王朝的特性，从王朝利益出发，维持欧洲的普遍和平是必须的，这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的“帝国野心”。一场大的战争可能为俄罗斯国家带来利益，但无疑会将王室置于危险的处境：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有可能不可避免地将权力更多地让渡给议会，带来王室的进一步弱化和革命势力的兴起。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罗曼诺夫王朝就开始受到不断斯拉夫化的压力，亚历山大三世和其子尼古拉二世都让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俄国沙皇，而不是一个来自西欧的王室成员。然而，尼古拉二世不是一个能够驾驭政局的人，他的参与往往会让宫廷派外交大臣威望扫地，在首都的政治圈子中制造不利于沙皇的谣言。宫廷派的外交大臣因此开始逐渐远离外交界的圈子，而外交界新兴的人士往往怀有自由保守主义的气质，更加关注社会舆论和公众的普遍看法，也因而带有了所谓“自由帝国主义”的观念。   1904年，灾难性的日俄战争则彻底摧毁了沙皇在内政外交问题上自行其是的能力。作为俄罗斯东进政策的背景，俄罗斯民间的斯拉夫主义一直主张在巴尔干方向的扩张，其要点大概有二：其一是控制土耳其海峡和囊括君士坦丁堡，从而一方面确保帝国的荣耀，一方面确保帝国的经济安全。土耳其海峡被视为是影响俄罗斯出口咽喉的要地，如果这里随时有被土耳其封锁的危险，俄罗斯就非但不能算作一个帝国，反而在帝国时代成为了落伍者。因此，土耳其海峡既涉及到帝国有没有控制重要的国际水道这一象征性要素，又涉及到俄罗斯市民社会自我建构的“帝国安全”问题。被英国甚至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二流国家“卡脖子”的恐惧，促使他们一直将视线的重点放在海峡。其二就是俄罗斯应当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从而加强俄罗斯帝国的斯拉夫性，这种观念处于当时经典的“人种联合”背景下，因为英美关系的升温和德奥的盟友标志着盎格鲁-萨克逊和德意志两大人种的跨国联合，斯拉夫民族如果不能跟上，就有在未来的竞争中落伍甚至被消灭的风险。   一定程度上是相信在远东有更大的财富和潜力，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德国的鼓动，尼古拉二世选择了东进策略，又无法在那里拿出足够多的实力来支撑一次战争。法国不愿意为了远东而继续和俄国站在同一战线，以维系法俄协约的承诺，英国则坚定站在日本身后。庞大的帝国输给了东亚的一个新兴国家，帝国的荣光和自信顷刻粉碎，尼古拉二世的外交政策全盘失败。谢尔盖·维特伯爵承担了那个不讨好的工作：说服尼古拉二世在怒火导致的国内政治动荡中承诺立宪。从此之后，这位清醒理智的能臣被沙皇疏远。   1905年至1906年的俄罗斯帝国几乎出于覆灭的边缘。市民和农民对没有对沙皇体现出传统的忠诚，军队的忠诚也几乎可疑。沙皇的让步太小，导致整个市民社会都带有一种狐疑的态度。因此，在政局重新稳定下来之后，沙皇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局的牵制。1906年的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和1910年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本质上都是自由保守主义者，与他们的前任、宫廷派的外交大臣兰布斯多夫伯爵截然不同。兰布斯多夫遵从君主的意见，甚至认为外交大臣除非被君主解职否则不应当辞职，而应无条件执行君主的主张。伊兹沃利斯基和萨佐诺夫有自己的外交观点，维系着和杜马的联系。那种在市民社会中的外交狂热不可避免地借此影响到了外交决策，更重要的是，让每一次外交妥协和退让都被严格的公众舆论所审视，也让在杜马中有其他联系的不相干部长们得以插手外交事务。更遗憾的是，由于俄罗斯杜马极其狭隘的代表性，“公众舆论”只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那狭窄的市民社会的观点，他们的积极热情和好战并不能代表俄罗斯的普遍民意。由此，作为一个受到日俄战争的打击，一方面因其潜力让敌手恐惧，一方面又因自我感知的虚弱和衰落而充满焦躁和侵略性的帝国，俄罗斯的外交被置于进退两难的位置。   致命的误判   由于外交行为和巴尔干的一举一动都已经牵涉到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的荣耀甚至存亡，也涉及到国内政坛还能否稳定维系，和平的保持就更系于君主和决策者们的理智和善意。很遗憾的是，虽然利芬教授通过各种披露的档案和文件说明了俄国和彼时欧洲大部分决策者都真诚期待和平，误判却依然无处不在。   误判的主要原因是在彼时的军事建设和大国博弈背景下，通过威胁手段寻求和平具有可行性，但高度依赖双方可以退让的空间。由于密室外交越来越受到大众舆论和民主政治的牵制，利益交换和妥协无法实现，外交官做出的承诺可置信程度陡降，刚性的条约体系取代了国际会议的折冲斡旋成为决策时更可以依赖的基础，而一系列危机的解决方式改变了每一个国家的外交认知，最终让任何妥协空间都系上了远远更大也因此更难接受的筹码。   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正是传统密室外交模式无法维系的重要一步。伊兹沃利斯基仍然是一个外交领域的温和派，希望能够通过缓和的方式来解决土耳其海峡问题。他的选择是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艾伦塔尔男爵进行政治交换：奥匈帝国支持俄罗斯帝国在土耳其海峡的通行问题上获得特权地位，俄罗斯则支持奥匈帝国将其监管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纳入版图。两位外交大臣以旧时代密室政治的方式达成了一致，随后伊兹沃利斯基试图去寻求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并希望最后得到德国支持来完成他伟大的外交妥协。   但也许艾伦塔尔男爵自有策划，也许他认为伊兹沃利斯基无法在海峡问题上得到大国的一致认可，就在伊兹沃利斯基离开维也纳之后不久，艾伦塔尔男爵单方面公告了奥匈帝国将正式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这导致伊兹沃利斯基失去了所有回旋的余地：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愤怒地责备外交大臣背着整个大臣会议进行秘密外交（虽然，根据俄罗斯帝国宪法，外交大臣的外交活动只对沙皇本人，而不对整个大臣会议负责），俄罗斯杜马的滔天怒火指责伊兹沃利斯基出卖了斯拉夫人的利益，而处于狼狈境地的外交大臣无法在柏林争取到大国的一致意见。艾伦塔尔男爵获得了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奥匈帝国吞并了他们其实已经实际控制的波黑地区，却毁灭了自己和俄国谈判时的外交信誉，羞辱了他们强大的对手，又不能让这个对手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奥匈帝国吞并波黑同时导致泛斯拉夫问题成为困扰奥俄两国的大麻烦。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仇恨因为1903年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登堂亮相的政变和波黑地区的大批塞尔维亚人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臣民而加剧。现在要么是陷入民族主义癫狂的塞尔维亚王国无法保护自己的同胞，要么是奥匈帝国需要坐视塞尔维亚成为挑动对君主国分离主义的源头。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奥匈帝国杰出的储君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让奥匈帝国三元化，也即吸纳南斯拉夫人成为一个三元王国的重要一环。奥匈帝国的联邦化解决方案将鼓励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从而给俄罗斯的内部稳定带来威胁。奥俄互信由此到了无法弥补的程度。   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巴尔干危机中，萨佐诺夫主导的外交部严重受到主张吞并海峡的自由帝国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影响。于是萨佐诺夫努力构建了一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同盟，这一同盟不仅严重刺激到奥匈帝国，而且彻底打破了巴尔干半岛的均势。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土崩瓦解，并间接导致青年土耳其党再次上台。奥匈帝国对于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一个斯拉夫人的同盟大感意外，也深感恐惧，而德国将不得不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进行强硬的施压。   萨佐诺夫的政策最终失败：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同盟因马其顿问题无法维系，愤怒的保加利亚最终和俄国反目，促使斯拉夫人的保护者在巴尔干半岛唯一的斯拉夫盟友只剩下了塞尔维亚。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进行威慑后，俄罗斯帝国怀疑德奥计划联合攻击自己，从而被迫在外交舞台上后退，这是他们在日俄战争后第二次在巴尔干问题上退缩。从艾伦塔尔男爵的“向爱琴海进军”到萨佐诺夫的“巴尔干同盟”，他们不仅没能为帝国带来威望和安全感，反而只是白白宣示了各自的野心，促成了双方的不信任，同时导致列强博弈的猜忌格局再次升级。   德国在两次巴尔干危机中的胜利也助长了其误判，也即英国的袖手旁观将意味着俄国不敢采取强硬措施，因而德国的外交讹诈将必然以俄国的退让为结果。如此，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德国给奥匈帝国的所谓“空头支票”，实则成了德国统治者的又一次外交把戏。然而，在帝国的威望即将荡然无存的时候，俄国政坛已经无法再次承受退让的后果。朝廷中和杜马关系密切的大臣们，尤其是影响力强大的农业大臣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坚决强调了退让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陆军大臣苏霍姆林斯基也无法坦诚陆军尚未准备完毕。极端保守的内政大臣马克拉科夫反而是最担心战争的后果可能带来革命，从而威胁君主制的。只不过，此事已经没有他说话的空间了。在一系列误判、外交讹诈和没退让空间的国内政治环境威胁下，俄国最终宣布了总动员，并彻底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线，也进而签署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死刑判决书。   利芬教授没有忽视一个细节，那就是奥匈帝国总参谋长赫岑多夫男爵在试图惩罚塞尔维亚的同时，将一支重要的预备队调往加里西亚的奥俄边境，从而引发俄罗斯对于奥匈帝国是否谋求对波兰和乌克兰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怀疑。然而，这种战略误判仅仅在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都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真正影响战和决策。   从俄罗斯帝国的视角而言，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正是一个不完善的立宪体制，与一个自我实现的帝国预言在时代背景和地缘政治的诅咒下交织而成的产物。俄罗斯激动的帝国主义者们没有完成的梦想——通过控制整个东欧，来成立一个可以支配欧洲的、前所未有的帝国，终于在1945年被实现。彼时，已经不在有俄罗斯帝国，不再有罗曼诺夫王朝，也不再有杜马了。那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